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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越南单方面改变中越边界真相肆意枪杀我军民

2019-06-30 来源:小说阅读网-爱阅读

越南当局宣称的"双方同意尊重的历史边界线",只不过是他们单方面指认的"边界线",是随着他们蚕食中国领土而不断改变的所谓"边界线"。这是他们用来蒙骗世界舆论的反华伎俩。

中越边界划定的历史的事实是怎样的?中越边界争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

情况起了变化

一九七三年越南停战后,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中越边境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南领导人认为,战争停止了,他们"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过去同中国友好的政策了。他们公开宣称,越南在处理中越关系问题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他们还宣称中法边界条约"太陈旧了,也太烦琐了,不能据以标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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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中央委员黄松谈话)。他们现在在一些场合还冠冕堂皇地表示要尊重中法界约,实际上早已赖帐了。

此后,他们就开始在中越边界上挑起种种纠纷。

越南当局任意指认边界走向,一会儿说这块土地是越南的,一会儿又说那块土地也是越南的。仅仅在云南省文山地区,他们在搞了"边界调查"之后,就对十三个地方提出领土要求。

越方用武力强占他们片面指认的土地,改变边界现状。广西那坡县的水弄地区是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也一直承认是中国领土,那里建有一所小学。越方武装公安人员却多次闯入水弄小学,砸毁设备,硬说那儿是越南领土,还妄想降下门前的中国国旗,凶恶地威胁中国公民,不许他们再在那里居住。甚至在两国人民频繁往来的广西友谊关附近,越方也一再派武装公安人员侵入浦营丁等一些地区,干扰中方人员的正常工作和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接着又用武力强占了这些地区。

在越南当局看来,只要他们说中越边界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在什么地方,不由中国方面分说。一九七五年,当中越双方协议在广西东路二十三号界碑(在广西同越南接壤的边界上,平而关以东为东路,平而关以西为西路)附近铺设援越输油管时,越方单方面改变那里的边界线,硬说那里的一片中国领土是他们的。他们派出工程兵深入这片中国领土强行施工,还硬要中国方面把双方铺设的输油管的接头点定在他们单方面指认的"边界线"上,而拒绝在双方协议的地点接输油管。现在,越南当局倒打一耙,反诬中国拒绝把输油管接在所谓"边界线"上,并因此"放弃了这项工程"。

越南当局还用种种借口改变他们曾经承认过的边界状况。一九七四年,他们说,一九五四年中越双方修复从河内通到友谊关的铁路时,"由于误解,铁路工人把在这一段的两国铁路分界接轨点不是接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线上,而是深入到越南领土三百多米的地方"。这是越方捏造出来用以侵吞中国领土的借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严正拒绝。这以后,越南当局就多次派武装人员越过接轨点,侵入中国领土,粗暴干涉中国铁路员工的正常工作,甚至组织大规模武斗,发生了几次强行阻挠中国方面进行铁路中修的严重事件。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一次,他们出动了五百多人,打伤中方施工人员五十一人,其中重伤六人。

越南方面在侵占中国领土的时候使用了种种卑劣的手段。有一次,越南当局派武装人员把一块断了多年的废界碑,偷偷地抬到广西靖西县弄新地区的中国领土内,进行拍照。接着,他们出动几百名武装人员以查看界碑为名,侵入弄新地区、妄想以这块移动了的废碑为界,吞并中国领土。云南省马关县小坝子公社同越南隔河相望,河上有三个小岛处于主河道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但是,越南当局在上游筑起拦水坝,使占总流量百分之九十的河水从小岛与中方河岸之间流过,改变了主河道。中国群众反对越方这种蛮横的做法,越南武装人员就开枪驱赶他们,强行霸占了这三个小岛。

到了一九七八年,越南当局公开反华排华、大规模驱赶华侨之后,中越边界就不仅是多事的边界,而且变成了他们频繁地进行武装挑衅的场所。

越南当局进一步派出大批武装公安人员、军人和民兵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地堡、战壕、掩体,插竹尖桩,埋设地雷。越南武装人员使用机关枪、冲锋枪、步枪、迫击炮、火箭筒等武器,向中国境内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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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有时射击长达十几小时。中国的村寨、房屋、学校、医院、托儿所、农场等建筑物被打得弹痕累累,有的受到严重破坏。在河边洗菜的妇女、上学途中的小学生、在地里劳动的社员,都成了他们射击的目标。行驶在中国境内的火车,在靠近边界的路段上,也不时遭到了越南境内武装人员的枪击。今年年初到二月十六日的一个半月内,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被打死一百多人。中国许多边民有家不能归,有庄稼不能收,有学校不能上,甚至被迫离乡背井,住入山洞。

越南当局在中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的次数如下:

一九七四年一百二十一起

一九七五年四百三十九起

一九七六年九百八十六起

一九七七年七百五十二起

一九七八年一千一百零八起

一九七九年(到二月十六日) 一百二十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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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央机关全部迁到重庆,蒋介石等中央要员均移住于此。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各国使馆汇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重庆办公。与此同时,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金融、财贸、商业、机械、军工、造船、纺织等企业也迁移重庆,全国许多高校、文化、科研、新闻出版和文艺团体以及学者、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学生纷纷汇聚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寇政略和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遭受日机长达近6年、218次大轰炸。特别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至10月重庆遭受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造成重庆防空大隧道惨案,以及8月日机以6小时为间隔的、持续不断的“疲劳轰炸”,重庆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毁坏和损失。

针对日本的轰炸策略,国民政府建立了防空领导机构和一整套防护体系。为了解决市民紧急避难所需的安全设施,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在临江门、石灰市、十八梯等处分段修建了防空隧道和防空洞。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等组织,专门进行疏散、安置等一系列实际工作,并发放“防空洞出入证”。我们眼前的这张“防空洞出入证”,就是当年王安娜在重庆工作时,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办理的。

1938年底,王安娜跟随丈夫经武汉来到重庆,居住于“良庄”马鞍山28号,在此居住的还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沈钧儒和王炳南夫妇合租这幢楼的二、三层,沈钧儒和子女在二楼西南角,王炳南夫妇带着儿子王黎明住其对面。当时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安娜则多次深入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她还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联系,协助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

1939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对王安娜说,“周恩来有事情请你办,听说是紧急事情。”安娜紧随丈夫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接受了去贵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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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王安娜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带着通行证,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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